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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称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也被称为“十年动乱”“十年浩劫”,是一场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间在China-icon中华人民共和国球内发生的政治运动,由毛泽东发起,自上而下动员成千上万China (Red one)-icon红卫兵在中国大陆进行全方位发动的阶级斗争。而发起缘由在CPC-icon中共官方声称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Capitalism-icon资本主义复辟、维护CPC (1921-1996)-icon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球自己的建设Asian Communist Government-icon社会主义的道路;但西方学术界和一些保守立场团体认为是其政治野心、集权主义,认为是刘少奇邓小平两人掌握著一部分党、政大权,采取较为务实(狗肉汤?)的经济政策,而毛泽东对这种政策不满发动的。或者是因为毛泽东在1958年前后的三面红旗受挫后、以及在反Soviet-icon苏修、反USA-icon美帝等口号带动的情况下,以革命名义打击温和(保守)派(当时另有说法为走资派)并重回党核心思想的尝试。反文革人士认为文革是官方鼓励的批斗、抄家及告密等行为文化,使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沦亡。文革期间整体(市场的)经济受严重影响,受害人数以千万计,一定数目的文物遭受损毁,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也遭受了损失。这场运动当时也影响了PSR Albania-icon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球North Korea (1948-1992)-icon朝鲜球France-icon法国球Derg-icon社会主义埃塞俄比亚临时军政府球Chile-icon智利球等世界上一系列左翼势力强大的地区球。

1981年,CPC (1921-1996)-icon中国共产党球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开全盘否定文革,立场和态度是将其定性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CPC (1921-1996)-iconChina-icon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造成全面而严重的危害”。
1978年12月CPC (1921-1996)-icon中国共产党球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文革结束及经过包括粉碎四人帮等一连串政治斗争后,CPC (1921-1996)-icon中国共产党球形成了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人物,并推动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和改革开放,逐渐消减极左派色彩;也由于推动文革的极左派多被整肃,使China-icon中华人民共和国球社会经济复苏并顺利地由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革平反后中国共产党球认为改革开放是完成对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并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球直接步入长期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至今,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陆地区仍然具有极大的争议性,China-icon中华人民共和国球官方认为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但近些年来(随着务实政策和着眼当下而)有所缓和。虽然自由派人士也认同其错误,但自由派人士甚至认为毛泽东应该对此负主要责任。Maoism-icon毛主义者支持文化大革命具有一定的正当性,认为邓小平等“走资派”(保守派)成功夺取CPC-iconChina-icon国家权力,导致一定程度的Capitalism-icon资本主义复辟,建立了(某种意义的)资产阶级专政,亦导致社会贫富差距过大。也有其它人士主张文革的正确性或有其正确性,如部分老一辈干部等。

过程

爆发

1966年5月4日至26日,CPC (1921-1996)-icon中国共产党球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7日,毛泽东致信林彪,即《五·七指示》,他在信中描述了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许多地方与大跃进的内容相似,其中所含的“社会大治”的设想,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所要追求的目标之一,16日通过《五一六通知》,标志“党内走资派篡权”的阴谋论在党内最高层已经到达一个顶点,已经达到严重妄想的程度。该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会议还决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原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二月提纲》也被废除。“五一六通知”发布和“二月提纲”被撤销,往往被视为文革正式开始的标志。不过“五一六通知”直到1967年5月17日才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在此之前是作为党球内的二级机密文件,当然也有认为其“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是中共中央1966年5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

5月18日,在会议上林彪发表长篇谈话,谈到古今中外的政变实例,称中央内部有人要政变。林彪还开始倡导个人崇拜,称 “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诛之。”同日,《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自杀,由康生接管改组这一共产党球的喉舌。当年开始,教育部球、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球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教育战线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后中央批示指出:目前中学所用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违背了党的教育方针。要求中小学停开历史课,合并政治与语文课,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由于原来负责北京市、中共文化宣传、解放军、中央文书等重要职务的四人被撤职,其下的大批党员干部也受到牵连,而林彪、康生等人则开始逐渐获得实权。

与此同时由于中下层并不了解高层发生剧烈人事变动的原因和内情,康生等决定采取手段“发动群众”。5月25日,北京大学大饭厅贴第一张大字报,批判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此时一直身在China-icon (subdivision)杭州球的毛泽东大举赞扬这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月1日亲自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球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由于毛泽东的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球立即于当晚八时,向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呼吁民众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同时还发表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号召要把所有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等打倒。

当时毛泽东已经退居二线,在此之前已经长期不在北京,由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中央一线工作。在这种非常局势之下,刘少奇在六月初主持中央会议,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试图减缓基层被挑动起来的革命情绪。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八条规定”,包括不应影响工作学习、不得打人等,口头传达下去。这时毛泽东在China-icon (subdivision)杭州球,对于刘少奇给他的请示汇报,没有明确回复。6月6日的《解放军报》刊登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其中提到“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剥削制度,逐步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6月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乘专机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有关工作,毛泽东拒绝,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的问题,但是同意了向北大派遣工作组的想法。

派工作组是共产党球在对“有问题”下属机构进行接管的传统办法,在不久以前的“四清”运动中,刘邓依然沿用,派大量的工作队下基层大兵团作战,结果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后来被认为是“形‘左’而实右”。现在他们依然按照传统的党球的领导的方法理解文革,认为是“四清”运动的继续,所以想到还是派工作组。刘邓派到基层的工作组站在党委一边,把起来造反的造反派镇压下去,结果引起很多激进分子“造反派”的不满,激起很多矛盾和争斗事件。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

中共球中央、国务院球批转教育部球,其中指出,不论高小或初中都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8月8日中共球中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
有学者认为,此时中国球可能还没有人意识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对象是最高层的刘少奇等人,而误以为只是反右四清等运动的延续,所以他们的目标仅仅是中下层敢于发表不同观点的知识分子等。日后“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在1967年5月承认,自己当时也绝对没有想到“五一六通知”中“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指的是国家主席刘少奇。而副总理薄一波在当时对工作组讲话时,就认为目前已经把牛鬼蛇神引蛇出洞了,现在就可以一网打尽,显然也完全误读了当时的形势。

“炮打司令部”

7月18日,毛泽东在游玩长江后,从China-icon (subdivision)武汉球回到Beijing-icon北京球。19日至23日,文革情况汇报会上毛泽东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27日,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28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下达《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同时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并于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当众宣布这一决定。会上,刘少奇承认,文化大革命到底应该怎么搞,他也不晓得;邓小平的发言承认,老革命碰到新问题。当日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声称“造反有理”,毛泽东表示同意。

8月1日,中国共产党球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会上,毛泽东支持China (Red one)-icon红卫兵,再次指责中央派工作组,“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但在当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出中央有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令会议日程被延长,内容也很快转向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判。8月7日,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后加标题,由当日会议印发。文中说:“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虽然没有点名,但是实际矛头已经直指过去50天内执政的刘少奇。毛泽东同时将之前缺席了一周会议的林彪China-icon (subdivision)大连球召回北京球,林彪随即于8月8日发表针对刘少奇发表了言辞激烈批判,并与其在5月18日关于彭陆罗杨等人“错误”地言论,一起印发大会。

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后来简称《十六条》)。“文化大革命”这一词首次公开出现在CPC (1921-1996)-icon中国共产党球中央委员会球决定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

10月,中共球中央又召开工作会议,着重指责刘少奇、邓小平“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邓小平是批判对象,自然出席了会议。他在检讨时直言不讳:“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在这次会上,林彪拖着惯有的长音煞有介事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

China (Red one)-icon红卫兵与大串联

在高层权力大规模调整的同时,5月底出现的China (Red one)-icon红卫兵于此同时大规模壮大。6月13日,中共球中央和国务院在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6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废除高考制度。从此中国球的大学十多年内无法正常招生,而在校的中小学生也失去了继续就学的必要。

由于得到毛泽东对“造反有理”的支持,之前各级政府党委试图控制局面的措施反而可能被视为镇压革命,于是对于红卫兵的管制全面撤销。有大量“革命师生”从各地前往Beijing-icon北京球Shanghai-icon上海球等大城市“革命”。8月12日,文革小组提议劝导学生返回居住地球进行革命,但毛泽东并不同意,反而决定鼓励红卫兵运动,并安排亲自接见在京红卫兵。

8月18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此后至11月期间,毛泽东又陆陆续续会见了超过1100万红卫兵,并且由红卫兵代表为其佩戴红色袖章,成为全面支持红卫兵活动的最有力表示。从此全国便进入混乱状态,红卫兵四处串联并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标语,开会演说辩论,对各地的事物进行改名活动,以“破四旧”的名义冲击寺院、庙宇、教堂等,大肆砸毁文物,破坏古迹,焚烧书籍、字画。同时针对被视为“剥削阶级”“反动派”的个人China (Red fighter)-icon开始抄家,攻击学术权威、知识分子,大批学者、知识份子被殴打、虐待,受到人格上的侮辱,被害或自杀。除了批斗“反动学术权威”外,全国红卫兵还进行了大串联,而China-icon中华人民共和国球官方表示红卫兵运动对社会秩序和民主法制的破坏,引起各地党组织和许多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制。9月5日,中共球中央发出通知,凡外地师生来京观摩文革运动者,交通费与生活费由中央财政补助,这个通知使之前就已经开始的大串联达到高潮。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

针对出现了许多人被打死的事件,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内容是:“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今后再不许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8月22日,毛泽东厌恶当权派利用国家机器大肆逮捕学生,发布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规定警察不得干涉、镇压“学生革命运动”。在这段后来被称为“红色恐怖”的时间内,据官方统计仅在北京球就打死1700多人。

在1966年10月为期近三周的中央党会上,刘少奇邓小平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并分别作了自我检讨,内容向全国印发,这也成为文革中最知名的罪名之一,不过刘邓二人仍然是政治局常委,尚未被正式撤职。11月8日,那个张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又与另外10人贴出了《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12月25日,“造反司令”蒯大富带领5000余人在北京城区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巨幅标语,贴上了天安门城墙。1967年1月1日,北京球20几所高等院校学生和一些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集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鼓动下,北京各学校也纷纷打出“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球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打倒刘、邓”的大字报。与此同时,六年前就已经被“打倒”的彭德怀被押送回北京球,与彭真罗瑞卿等一起接受批斗。

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在刘少奇住处的院墙上张贴“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大标语。三日晚,在戚本禹等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六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谎称刘少奇女儿车祸致残,将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扣押并批斗(后在周恩来干预下释放)。

夺权与文攻武卫

1966年11月以后,原来以教师和学生为主的红卫兵运动开始向工厂和农村扩张,上海率先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由王洪文领导,很快取代了各种红卫兵组织。1967年1月3日,张春桥与姚文元从Beijing-icon北京球赶赴Shanghai-icon上海球,支持王洪文等工人运动的首脑夺取了Shanghai-icon上海球的党政大权,陈丕显、曹荻秋等原上海市委领导被批斗。这次事件被称为“一月风暴”,也成为全国“夺权”行动的开始。1月8日,毛泽东对此表示赞誉,《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球中央给上海球的“贺电”。11日,由中央文革小组球起草,以中共球中央、国务院球、中央军委球、中央文革球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球的夺权。1月13日中共球中央、国务院球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11月5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球成员谈九大和整党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全国多个省球区球市球的领导机构球被“革命群众”夺权,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球往往无法履行原有的政府机关职能,导致中央和全国各地的政府机关球陷入瘫痪。同时由于没有明确的原则和规则,夺权的形式与内容也是无奇不有,比如北京球就在同一天内被三股不同革命群众先后夺权,黑龙江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球的主任最后就是夺权前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而中央某部委球居然还向康生写信申请批准被夺权。月中,原本负责British Hong Kong-iconPortuguese Macau-icon事务的廖承志被红卫兵夺权。

与此同时,在中央,陈伯达江青等开始将斗争对象转移到当时中央第四号人物、主要协助Wikipedia:zh:周恩来维持社会和生产秩序的陶铸。此后虽然毛泽东对于陈伯达、江青随意针对文革小组球同僚的行为提出指责,并且要求他们在小组内自我批评,但是并未插手陶铸被“打倒”。

不过毛泽东对于陈伯达、江青的批评是这些在文革开始后权力日大的活跃人物第一次重大受挫,也促使一些不满其做法的中共元老做出了联手抗争。2月11日和2月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两次中央碰头会议上,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七位国家和军队的最高层领导对当时混乱的局势感到不满,发表反对造反运动的强硬谈话,与张春桥等人当场发生激烈争论。此后张春桥召集姚文元、王力,先与请病假的江青会面,随后于当晚即会面毛泽东,汇报了这些元帅副总理的发言。最终毛泽东认为这是从根本上反对文化大革命,而这次事件则被张春桥等称为“二月逆流”。此后虽然这些领导人并未立即被正式停职,但实际上国务院球、政治局球在少了他们以后已经无法继续正常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实际已经取代了政治局的地位。到该年5月,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已经完全公开化。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的风潮已经蔓延至南面受British Hong Kong-icon英属香港球,即“六七暴动”,这种风潮直至同年12月才告结束。

与此同时,各个红卫兵组织之间的矛盾也日益严重。3月份,中共球中央就不得不发出通知,停止一切串联活动。4月6日,中南海造反派第一次公开批斗刘少奇。7月20日,武汉发生七·二〇事件,江青批示“反革命运动”,乘机指责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兵变”。7月22日,江青首次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支持左派,有些China (Red fighter)-icon红卫兵开始抢军队的权。此后,全国冲击军队、抢掠武器、枪支的事件不断发生,武斗由群体互殴升级为枪炮对打,全国进入内战状态。重庆大武斗中甚至使用了自行反坦克炮、火箭炮、坦克、军舰、重型登陆艇等重装武器。9月,中共球中央、国务院球、中央军委球、中央文革小组球发表《九五命令》,规定不准抢夺PLA-icon解放军球武器装备,解放军球对抢夺行为有权自卫反击。大规模武斗一直持续到1968年8月份才渐渐平息下来。

上山下乡运动与清理阶级队伍

1967年中共球中央发出《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其中规定:春节后各地小学一律开学。在外地串连的小学教师和学生应当返回本校。五、六年级和1966年毕业的学生,结合文化大革命,学习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十六条”,学唱革命歌曲。一、二、三、四年级学生学习毛主席语录,兼学识字,学唱革命歌曲,学习一些算术和科学常识。1967年7月13日,中共球中央印发《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 这个指示除了要求各地由中央统一规划建造毛泽东塑像外,还提到:“各地编印了一些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材料,甚至将别人的讲话、诗词也编进去了。中央重申: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文章、文件、诗词,未经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一律不得编印,不得出版发行。

1967年4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戳穿〈修养〉再版的恶毒用心》

一九六二年,国际国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异常激烈。《修养》的作者、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真的在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吗?不!他是打着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幌子,来攻击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妄想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从而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否定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以便他篡党夺权,取而代之。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三面红旗,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思想,反对毛主席,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殊死斗争,是一场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社会主义的你死我活的大搏斗。

3月16日中共球中央印发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从此掀起“抓叛徒”的恶风(这件错案已于1978年12月16日宣布彻底平反)。林彪、江青等还诬称有一条所谓“刘少奇叛徒集团组织路线”,由此制造了“新疆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南方叛徒集团”等重大冤案。在“抓叛徒”活动最猖獗的时候,5月17日,江青还利用三十年代由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抄件,妄图诬陷、攻击周恩来。

1967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重要文章,要求各单位“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十八日,《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名词,对刘少奇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

1968年春天,在全国兴起了一股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浪潮,当时的口号就是“三忠于四无限”,毛泽东已被神化。《参考消息》转载的苏联“斯大林小组”《文化革命真相》的长篇文章指出:“文化革命是以毛泽东和林彪为首的中国布尔什维克,反对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的原则性斗争。这场斗争是中共球同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六年高岗、饶漱石集团;一九五八年彭德怀集团)长期斗争的合乎逻辑的继续和结果。这场斗争之所以困难和艰巨,是因为中国球的机会主义分子在CPC (1921-1996)-iconChina-icon国家里夺取了发号施令的岗位。

不过此时的毛泽东也已经发现局势有些失控。全国武斗日益严重,打死、打伤的人不计其数,接近于开始一场内战。7月27日,中央派出“工宣队”进驻各高校,试图停止武斗,实际采取的正是两年前刘少奇邓小平等因之获罪的措施。但在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子蒯大富无视工宣队,甚至下令抵抗,打死五人,情况已经非常严重。8月26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下达全国:“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武斗才逐渐平息。10月,毛泽东提出干部下放,于是全国各地大批被打击的干部下放五七干校。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会球提出了新党章,提请接下来的中共九大批准,第一次将林彪正式作为毛泽东的继承人,而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则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10月17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央决定,攻击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随后人民日报揭露刘少奇攻击毛泽东的亲自树立起来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肆贩卖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黑货,疯狂地进行反CPC (1921-1996)-iconSocialism-icon社会主义反Maoism-icon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刘少奇这个党内头号走资派是USA-icon美帝国主义Soviet-icon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走狗,反动派的帮凶。

毛泽东在大会上的发言从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邓小平,使其得以去China-icon (subdivision)江西球的一家拖拉机场工作、反省,而没有得到毛泽东维护的另外两名元老刘少奇、贺龙则不得不面对更加严酷的待遇。刘少奇被匿名关押,缺医少药,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开封的一座封闭的旧银行中因肺炎去世,1967年后就未能与其见面的妻子王光美被继续关押至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而元帅贺龙则连基本的饮食饮水都得不到供应,“贺龙专案组”还刻意造成错误用药,促使其于1969年6月9日在北京解放军三〇一医院去世。

12月,毛泽东又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这是鉴于青年情绪激动难以稳定控制的考虑,于是将这些人清除出城市,人选以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后来称为“老三届”)为主,中国球上山下乡运动开始。

5月起,按毛泽东的要求,全国陆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各地采用军管会和进驻工宣队的方式,对在文化大革命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KMT-icon国民党球残渣余孽”,进行了一次大清查。非官方的数据认为,此间全国有3000万人被斗,50万人死亡。

1970年1月31日,中共球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为一,成了“一打三反”运动。由中共球各级组织正式领导,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对相当多的人进行了死刑,有期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的惩罚。27岁的遇罗克就是在1970年3月5日,一打三反运动高潮中,在北京球被公审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国家主席存废之争与九一三事件

1969年4月1日,CPC (1921-1996)-icon中国共产党球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共九大正式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球副主席林彪代表中共球中央作了政治报告。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对Marxism-Leninism-icon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所谓“斗、批、改”的新任务,宣告“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Capitalism-icon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过程中,林彪、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几乎全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球。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作为党的接班人列入《中国共产党球章程》。国家主席刘少奇已经被打倒,国家主席无人担任空缺,周恩来继续保持党内第三的位置且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担当处理国家日常事务大权。会议还选举了中共的新领导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江青、林彪集团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周恩来维持了自己的地位,至于陈云等一些中共元勋则全都被排斥在政治局之外。而有资料称,周恩来在九大期间地位上升,并几乎成为党的第二副主席。

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因刘少奇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开除出党,国家主席职务空缺。到了1970年因面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宪法需要修改以容纳文革纲领。1970年3月,毛泽东在收到周恩来送来的宪法修改草案提要和一封信之后明确与汪东兴说,“宪法中不要写国家主席这一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3月8日晚,汪东兴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中央政治局一致拥护毛泽东的建议。整个过程中,林彪仅有一次单独表态,即在1970年4月11日,林彪写信给毛泽东“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周恩来向政治局转达了林彪的建议,“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

由于按照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在除毛泽东外多数政治局委员要求设立国家主席的情况下,毛泽东再度以个人权威压倒集体决议,声称“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九届二中全会上,事情再度出现转折,康生、周恩来、陈伯达等人再度要求设立国家主席。周恩来建议设立国家主席是为了外事活动,如毛泽东不愿意参加外事活动,可以授权他人进行。宪法修改小组的康生对撤销国家主席反应激烈,他认为撤销国家主席违背民众愿望,但又不能违反主席的指示,导致他们修宪小组压力很大。陈伯达表示毛泽东任国家主席是对人民的鼓舞。林彪仅表示附和。

有学者认为,国家主席问题涉及国家体制,多数政治局委员对于涉及国家大事的重大问题有激烈反应完全可以理解。而撤销国家主席职务这样的更改国家体制的提议,毛泽东应光明正大地说明原因和理由,但他一直未能做出解释,反而指责反对者有阴谋。中共球的史料对此也指责反对者,即林彪觊觎国家主席职务而引起毛泽东怀疑,“林彪阴谋设立国家主席以篡党夺权”。

有学者认为,据中共球承认,毛泽东最早公开指出林彪有篡夺国家主席野心是在1971年8月南巡期间,而中共球迄今认定林彪有篡夺国家主席野心的唯一证据是吴法宪在1971年10月21日对中央专案组揭发叶群对他的谈话。该学者认为,根据这两个时间可以得出毛泽东是在得到证据两个月之前就开始怀疑林彪阴谋夺取国家主席职务的结论。

关于毛泽东与林彪关系恶化的原因,目前有两种对立的说法。CPC-icon中国共产党球官方说法是林彪觊觎国家主席,篡党夺权的野心引起毛泽东怀疑,后林彪袭击毛泽东专列未果,仓皇出逃。而有学者则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是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与张春桥的文人相斗,引起了大会成员对张春桥的怒讨。而偏袒张春桥的毛泽东则怀疑这种大规模声讨(毛泽东语“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运转之势”)是林彪背后指使,故引起毛泽东批判陈伯达,矛头对准林彪,毛林关系由此恶化。这个观点认为国家主席问题仅仅是为遮掩批斗张春桥事件引发毛林关系恶化的一个借口。 高文谦等学者则明确指出,毛泽东在1971年8月绕过党中央直接向南方的地方干部揭发林彪问题,并采取“掺沙子”“抛石子”等办法斗争林彪,均成为后来林彪出走事件的直接原因。

受到挫败的林彪,虽然并没有被直接点名批评,但毫无疑问他也已经意识到,其在党内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及其儿子林立果与其亲信组成了代号为“联合舰队”的秘密组织,并在林彪等人的根据地上海制订了著名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取自“武装起义”的谐音)。纪要内明确提出“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林彪的计划是要利用空军球为主导武力夺权,如果成功的话就可以一举逮捕所有要员,获得全国的政权。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形成割据局面。

有学者对此说法提出质疑,认为迄今尚无任何证据证明林彪参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制订,甚至连林彪亲信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等人均不知道该纪要的存在。该学者提出一个论点,即“似乎死了的(指飞机上摔死的),都是‘571工程纪要’的目击者,而活着的,却没有一人见过这个‘纲领’。”。

不过林彪的计划并没有实现,政变失败了。根据British Hong Kong-icon香港球《明报》几星期后的报导,1971年9月8日至10日之间,毛泽东曾在Shanghai-icon上海球险些遭到一系列袭击。在此之前公安部球就已经接到情报,称林彪正在预谋一起重大政治阴谋,一批军中林彪的亲信正在接受特殊军事训练。而上海球的袭击阴谋则完全证实了该情报。此外还有其他各种传闻,称毛泽东在往Beijing-icon北京球的火车上险些遭袭,甚至有人到毛泽东寓所行刺。这些传闻真实性无从而知。

CPC-icon中国共产党球官方表述,9月13日晚,林彪等人仓促从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球的山海关机场乘256号三叉戟飞机准备逃往Soviet-icon苏联球伊尔库茨克球,飞机在没有副机长和领航员且跑道灯未开的情况下强行起飞,在进入Mongolian PR-icon蒙古人民共和国球领空几百公里后在温都尔汗球坠落,林彪及其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驾驶员潘景寅在事故中丧生。而在同一天,北京球的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林彪事件。直到9月14日林彪坠机的消息才传到北京。当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国庆庆祝活动也被取消。

近年来,有学者发现林彪飞机的飞行轨迹是从山海关至苏蒙边境后折返蒙古球,在蒙古球坠毁。林彪出走事件因整个事情扑朔迷离,其出走原因,出走过程,出走目的,出走性质仍然争议极大。

文革末期

林彪的死,一方面使毛泽东精神上受到极大打击,身体状况急剧变差;另一方面国家也失去了原定的接班人。

1972年9月,毛泽东将王洪文Shanghai-icon上海球调到Beijing-icon北京球,次年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就成为名列周恩来之后的党的排名第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似乎有意培养为接班人。十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从此,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即江青反革命集团)。

1973年,十大党章删去了九大党章中有关林彪为接班人的内容。十大党章继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并且强调“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当时Soviet-icon苏联球以“人性论”来反对“阶级论”,以“人道主义”来代替Communism-icon共产主义,以和平主义来反对革命战争。苏联球出版了一系列专门著作和论文,宣传尊儒反法。吹捧孔子孟子的“人道主义”,大骂法家“反人道主义”,被中国球说成是要用孔孟之道给林彪撑腰打气,从内部颠覆中国球的Asian Communist Government-icon无产阶级专政。苏联学者说孔子提出了"世间和平和安宁"的思想,孔子学说中包含着“民主思想”。

1973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KMT-icon国民党球都是尊孔的。1974年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球中央转发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批语说: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江青等人便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Soviet-icon苏联球攻击批林批孔运动是“反对国内的国际主义力量”,在国际上宣传孔子是“最理想社会和国家制度的政治理论创始者”。《人民日报》随后发表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指责“林彪叫喊中庸之道‘合理’,反对Marxism-icon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攻击反修斗争‘做绝了’,妄图投降苏修,把我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文史哲》杂志指出:“文化大革命是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把批林批孔这个头等大事抓好,就一定能够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更加蓬勃发展。”

这场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批判宣扬“上智下愚”维护等级制度的孔孟之道,毛泽东曾经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赞扬秦始皇,并且针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写了一首诗表示异议,而四人帮把此事提升为“儒法斗争”。批林批孔运动很快被篡改为所谓研究儒法斗争史的运动。林彪死后,周恩来已经成为四人帮在毛泽东死后获取政权的最主要障碍。“批林批孔运动”虽然是对着死去的孔丘和林彪,周恩来却强调林彪“左”的错误,而此时中国普通老百姓经过长时间的政治运动,对各种新的批判运动也失去了兴趣。因此四人帮的“批林批孔”并不是很成功。

1974年10月,周恩来入院后,中央委员会球委员邓小平获任排名第一的国务院副总理,其后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实际负责政府日常工作,工作方向就是延续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

1975年2月,毛泽东不顾“四人帮”的反对,坚持把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重新推上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来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并支持邓小平领导开展全面整顿,用意在于尽可能挽回“文革”造成的损失,恢复经济和国家政权正常运转。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到后来发展成为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全面纠正“文革”错误的大动作。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指示《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到了9月,毛泽东也病重,毛泽东把他的侄儿毛远新从China-icon (subdivision)沈阳球调回北京球陪在身边当上传话人。

1976年,是文革关键的一年,也是中国历史极不平凡的一年。1月8日,CPC (1921-1996)-iconChina-icon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总理周恩来去世,但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却受到政府压制。从第二天开始,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就已经出现了纪念周恩来的花圈,向纪念碑前送花圈,这在过去是从未出现过的,全国都有自发的纪念活动。1月15日,是周恩来的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

2月,情况再度改变。自认已经没有了障碍的四人帮开始打击邓小平,经毛泽东批准,搞出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针对的正是邓小平。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

3月底,China-icon (subdivision)南京球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南京三·二九事件”,并迅速扩展到全国。4月4日清明节,从3月底开始北京球群众自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的逝世,同时也有人是对四人帮的抗议。人们还自行在纪念碑上张贴悼词,并送来花圈。广场上还逐渐出现了一些直接针对四人帮的批判性文章。到4月5日,已经有大约200万人来过广场。由于担心有人放火焚烧堆积在纪念碑四周的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球派出警察在夜间把花圈收走。对立情绪演变成烧毁汽车和房屋,于是要求各单位禁止本单位人员去广场,并下令广场上的人群离开,当夜,广场上剩下的200余人不肯离开,被北京市委组织球的工人民兵拘留甄别后遣散。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四五事件”,中共中央政治局球定性为反革命活动,撤消邓小平的一切职务,同时决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天安门事件直到1978年冬才完全平反。

1976年7月6日,CPC (1921-1996)-iconChina-icon国家主要领导人及PLA-icon中国人民解放军球创始人之一的朱德逝世。7月28日,China-icon (subdivision)河北球China-icon (subdivision)唐山球一带发生强烈地震,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

1976年9月9日,CPC-icon中国共产党球的创建人之一,China-icon中华人民共和国球的主要缔造者、CPC (1921-1996)-iconChina-icon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剩下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毛泽东逝世前的五个月给华国锋写了三句话:“慢慢来,不着急”、“照过去方针办”(后经华国锋查原件修正“按既定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四人帮在Shanghai-icon上海球组织民兵,有夺取政权之意。

1976年10月6日,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中央军委球副主席叶剑英、中央办公厅球主任汪东兴的支持下,以通知四人帮成员开会为名,由汪东兴负责的警卫部队8341部队就地逮捕四人帮所有成员,对其进行“隔离审查”,即怀仁堂事变。立即派以刘西尧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光明日报》,接管了报纸的宣传大权;继而宣布对《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即总编辑)莫艾隔离审查,责成莫艾交代《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发表经过和他同姚文元的关系。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球决定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球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这次事件被称之为“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也由此落幕,被中国球称之“从危难中挽救了China-icon中国球Socialism-icon社会主义事业,为CPC (1921-1996)-iconChina-icon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前提。”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中央政治局常委球王洪文、张春桥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PLA-icon中国人民解放军球总参谋长的职务。

文革的正式结束则是在197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华国锋宣布文革结束。会议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球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球主席的决议》决定华国锋为中共球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球主席。全会一致认为,华国锋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华国锋在周恩来和毛泽东离世后,先后接替两人职务,成了CPC (1921-1996)-icon中国共产党球历史上首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集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军委球主席,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领导人。

文革后续

1976年10月10日,邓小平亲自写信给华国锋,表示永不翻案,要求恢复工作。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中共球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球副主席等职务。

8月,召开了CPC (1921-1996)-icon中国共产党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此会议上除华国锋宣布文革结束,仍以肯定的态度对待文革,宣告“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而结束。继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因此,今后依然要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另会议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球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球主席的决议》决定华国锋为中共球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全会一致认为,华国锋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华国锋先后接替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的职务,成了CPC (1921-1996)-icon中国共产党球历史上首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集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军委球主席,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领导人。

华国锋虽然成功击溃了四人帮,但是由于他的权力来源只是毛泽东的遗言“你办事,我放心”六字以及汪东兴等支持,面对着邓小平这一批元老,华国锋的经验、政策、革命历史也比不上邓小平,外界称故华国锋忧心会被这些元老夺去大权,所以他奉行的依然只是毛泽东的政策及方向,他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政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

文革结束后不久,中共球中央开展了对文革的清理运动,对文革中积极参与的人进行了抓捕,审判。但是期间亦有打击面过大、冤假错案及选择性办案的情况。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至四月三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球在北京召开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务虚会期间,会上会外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有人批评十一届三中全会背离了Marxism-Leninism-icon马列主义、Maoism-icon毛泽东思想;另一种是党内和社会上又产生了摆脱党的领导、怀疑Marxism-Leninism-icon马列主义、Maoism-icon毛泽东思想和Socialism-icon社会主义制度的倾向。以魏京生为代表的异议人士在北京球西单地区球张贴标语、大字报攻击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球。三月二十九日,北京市革委会球发布通告:“凡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球的领导、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泄露机密,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标语、海报、大字报、小字报及书刊、画册、唱片、图片等,一律禁止。”四月八日,中共球中央转发公安部球《关于处理北京、上海等地七个由坏人控制、把持的组织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指出,自一九七八年十月以来在Beijing-icon北京球Shanghai-icon上海球及其他大中城市陆续出现了一些自发性组织,极少数组织为反革命分子和坏人控制。

1983年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整党的决定。邓小平讲话要清理“三种人”,即在文革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五月十日新华社报道,中共天津市委会同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党组等有关部门作出决定,解散由“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和造反起家的人为核心的707所党委。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为这篇报道加的按语说,原中共707所党委,组织上严重不纯,政治上思想上顽固对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已经变质,完全丧失了一个党组织应有的作用。

1984年3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彻底否定“文革”就要坚决清理“三种人”》。4月2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1984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发出第9号通知,明确强调要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红旗》发表评论员文章《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八月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球向全军各单位发出《关于在部队中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教育的意见》。强调: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从思想、政治和组织上拨乱反正的一个根本问题。1985年5月,邓小平说,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Socialism-icon社会主义。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球内也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Capitalism-icon资本主义道路。

1978年5月,邓小平把握机会,由胡耀邦负责,在《光明日报》发表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初创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该文在全国引起广泛讨论。他们巧妙地利用毛泽东的语录,来为自己造势,当时凡是支持该文实用主义论点的,都是邓小平的支持者,而党内大部分人确实接受了该观点(唯一没有表态的是华国锋和毛泽东的亲信汪东兴)。7月1日,建党节时,邓小平成功地公开了毛泽东1962年为“大跃进”在党内作自我批评的谈话,表明即使是毛泽东也会犯错误,间接批评“两个凡是”。到了9月,邓小平已经开始公开批评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了。

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华国锋在会上作自我批评,承认“两个凡是”的错误,而汪东兴也受到了批评。会上还重新评估了1976年的四五事件,为其平反,确认了邓小平的领导地位。1979年1月胡乔木在中央宣传部会议上指出康生对毛泽东的四个存在理论进行了篡改,强调党的历史不等于就是路线斗争的历史。

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原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等大部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领导人被平反,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中央书记处负责人),赵紫阳也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球。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华国锋“顺与迫于形式”,辞去国务院总理一职,由赵紫阳接任,至此邓小平已经成为中国球实际的最高领导人。

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1981年1月,最后判决江青和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戚本禹18年(1967年就入狱),迟群18年,刘庆棠17年。对五年以前就入狱的林彪集团成员的判决结果是:黄永胜、陈伯达、江腾蛟18年;吴法宪、李作鹏17年;邱会作16年。江青后来在保外就医期间在寓所内自杀。

影响

1981年6月CPC (1921-1996)-icon中国共产党球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CPC (1921-1996)-iconChina-icon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Marxism-Leninism-icon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邓小平在支持者下恢复一切权利。华国锋与邓小平在政治路线上相左,提出“两个凡是”被邓小平公开批评等,后权利削弱退出中共核心领导集团,权利逐渐被邓小平获得。中国球随后进入由邓小平执政的改革开放时期。

文化大革命影响了当时的中国球。文革频繁的政治运动令经济活动近乎停顿,同时也消耗了不少的资源。例如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大串联,全国铁路系统就承受了极大压力,总共运载了1100万人次。也有观点认为大串联停止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不愿意屡番接见红卫兵而决定打发红卫兵“上山下乡”接受改造。武斗时期被破坏的房屋、道路乃至文物古迹则更是难以统计。

China (Red fighter)-icon“红卫兵”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下,给当时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破坏,红卫兵所带来的破坏不仅是对于中国球历史文物及伦理道德的摧残,他们也影响了人民生活及社会秩序,交通、生产为之大乱。他们在各地互相串连,彼此交换经验,并免费供应食宿,分别建立了所谓的“革命造反派的核心组织”。为了“破四旧”,他们闯入了知识分子、富人及官员们的家中,焚书、羞辱甚至毒打杀死屋主;学校也为他们所占据,教师成为他们批斗的对象,甚至被打成“牛鬼蛇神”;寺院、宫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等也成为红卫兵的破坏对象。红卫兵在文革期间所造成的破坏,带来了难以挽回的恐怖灾难。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包括武斗、批斗、法外监禁和大规模屠杀造成的死亡,根据目前的资料,死亡人数至少200万。

文革对全国行政区划的变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行政区划变动最小的时期。文革初期由于当时的China-icon (subdivision)河北球省会球保定球政局动荡,1968年1月28日,郑维山、李雪峰署名向中央呈报《北京军区关于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情示报告》中提出把省会迁到石家庄球,次日,中共球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球、中央文革小组球即批准成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球”。并同意China-icon (subdivision)河北球省会球由China-icon (subdivision)保定球迁至China-icon (subdivision)石家庄球。1968年2月3日,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球在石家庄球成立,石家庄从这一天起遂成为河北省会。省革委球的成立和省会球的确定,自申请到批准,再到完成,前后仅用七天时间,速度之快相当惊人。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事件以后,中共中央从备战的角度考虑内蒙古的辖区过于狭长,就像南美的Chile-icon智利球一样。北京军区球防御不便,就决定把内蒙古球的东三盟分别划给东三省归沈阳军区球管辖、西三旗分别划给甘肃球宁夏球归兰州军区球管辖,以上行政区划于1979年7月1日起划回内蒙古球。

十年文革令全国所有的学校进入停课状态,大学入学考试取消。文革开始后的数年内,中国球各级、各大教育机构基本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图书馆藏书被焚烧,在校园内发动武斗,教师被当众羞辱、打骂,一切教学科研工作全部停止。文革中,知识分子不被尊重,大多数被下放进行体力劳动,有些则遭到残酷对待,财产被没收。知名学者往往不堪羞辱,选择自杀。1968年,毛泽东在一次批示中表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一段话被称为“七二一指示”。1970年开始,许多大学按照这个指示招收“工农兵学员”。 工农兵学员由各地各界单位推选,选择对象主要是家庭背景贫穷、政治思想激进的二、三十岁的青年,与本身的教育水平文化素质基本无关,很多是初中甚至小学以下文化水平。工农兵大学生去各大高等教育机构的主要目的是以Maoism-icon毛泽东思想改变教育系统。

文革期间,中国球虽然取得了一些科学,技术和基础建设的成就,但是绝大部分开始于文化大革命之前且官方宣传型态隆重。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为:导弹核武器试验,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第一条地铁(北京地铁一期工程)与成昆铁路建成通车,第一台晶体管大型数字计算机,第一台自动化立体摄影机,第一台离子注入机,第一艘核潜艇,第一台集成电路数控机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第一台天文测时、测纬光电等高仪,华北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大庆油田的扩建,刘家峡水电站投入使用,葛洲坝的开工,杂交水稻,大型通用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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